教室墙上，贴满了手写的值日表、课程表。虽然只有11个孩子，但是李永年根据年龄、汉语程度，仔细分工了班长、学习委员、体育委员。
高原天气多变，阴晴不定，时至下午，鼓鼓的风更大了些，干燥的空气中夹杂着牛粪和泥土的气味，书本吹得哗哗作响。关上门，李永年提高了讲课的声音。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，一口浓重的方言普通话，把学生的发音也带得“跑偏”了。
根据学生的年龄，李永年仔细写下值班表。
[b]李永年：[/b]
学生在还热闹点，晚上黑得啥都不见。我走三四里去乡中心小学吃饭，天不好的时候就不去了。就我自己，我不怎么说话，换了你们耐不住。
乡上照顾我，让我来日芒教学点，因为这里每学期有1000多元的教学经费，买个粉笔板擦啥的日用品，我自己说了算。吃喝都去乡小学，别人还要掏点伙食费，给我就免了。
我有个高中同学张永武，他考了大学，现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翻译。他来看过我，女儿上大学的一万就是他借给我的。高中同学还有在五矿集团的。没有看不起我，他们对我还是高中那会儿的情谊。
妻子在乐都县当环卫工，是“4050”计划给提供的岗位。我觉得大家都很照顾我们，要不这年头上哪里去借钱，特别是我又还不上。
[b]半月谈记者：[/b]对人生有什么规划吗？
[b]李永年：[/b]
把书教好，把欠钱还了，把娃娃供出来。人生的事儿，要一样一样来。能做到这几样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没有其他啥规划了。我喜欢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电影、人物传记什么的，现在中心小学有无线网络可以反复看，我很满足了。
我也和乡里争取过编制，但是代课教师又不是我一人，还有更远更偏僻教学点的。解决了我别人也来找，乡里工作就没法干了。后来我就不找了，已经52岁了。